在香港动作片，毕竟军旅题材在票房上的影响力一直都不太好，尤其是香港“双雄”类型动作片的自有逻辑中，但是吴京却做到了。这作品的拍摄故事非常的心酸，《怒火·重案》是很好看的一电影。
但是，首先在选演员的时候就遭遇了非常困难，“好看”似乎单从字面意义上讲，毕竟一好作品是需要磨砺的，指的是场面和效果；在《怒火·重案》中就是武打动作，不经历困难，或者暴力，怎么才能有收获呢？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《战狼2》的辉煌，就如片名一样张扬着“怒”与“重”的热烈味儿。很程度上，不少明星演员宁愿自降身价，它直接继承自上世纪香港双雄动作片，也想要出演第三的拍摄，也在香港电影没落的当下时代闪耀着某种怀旧的辉光。
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，这就是爆红作品的效应。家都想分一杯羹，香港动作片中的双雄叙事由来已久，不过吴京看中的并不是有没有咖演员加盟，自然也经典辈出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双雄配置常出现在武侠片中，如轰动一时的《双侠》，狄龙和姜卫将男人的阳刚和兄弟间的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，以至于全片纯粹地连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。到了八九十年代，香港武侠片开始向警匪动作片转变，那时的一代影星周润发虽也会在电影中“单打独斗”，但其经典代表作《纵横四海》《英雄本色》皆是双雄配置，至于《喋血双雄》就更为直接，它把“双雄”二字写进了片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双雄片往往呈现出的是一个纯粹的雄性世界，弥漫着浓浓的男性荷尔蒙，女性角色在其中是稀缺的，或者说固定承担一些功能性的意义。如《怒火·重案》中几乎就没有出彩的女性角色，也不知在现在这个膨胀着“女性力量”的当下，它是否会因此受到一些指责和诟病？
另外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双雄配置一般是两种模式，电影中的两人若不是志同道合、惺惺相惜的联合，便是各自为政、势同水火的对立；但这种非黑即白的设定虽然常能营造出极具冲击力的碰撞，其实也过于单一了。《怒火·重案》则贡献了极具创新的突破，其将两者混而为一，即由甄子丹饰演的暴躁警察“邦主”和由谢霆锋饰演的原本是警察的悲情枭雄“阿敖”，本来是同一阵营，但阿敖却因上司和富商的诱迫而被利用、被抛弃，最终转变为有着满满自毁气质的凶狠悍匪头目，并在电影开头就对昔日的警察同袍痛下杀手。
这其中的问题在于，事情的转折点只是一场法庭作证戏。在面对律师质问“是否亲眼见到阿敖一伙殴打可乐（犯罪嫌疑人）时”，邦主只要说一声“没有”，阿敖可能就不会走上对立面；但邦主作为一个警察的良知和操守不允许他这样回答，因为他的确亲眼目睹了阿敖一伙的作为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个转折是合理的，它确实避免了一些现实性风险；但于整个电影叙事结构而言，却是轻飘飘的，并在根本上割裂了影片的气质。
这个做法带来了新的困扰，很多东西开始变味儿。尤其法律正义的框架开始松动，宏的叙事开始失序，电影的重点在后半段成为了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，所谓的“重案”则被直接偷换概念，成为了“私刑”。于此，《怒火·重案》剩下的就只有“怒火”。
事实上，主创也肯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修补电影的方式是香港动作片中惯有的“暴力”。如果剧情出现了问题，那就将“暴力”强化到前所未有的凌厉程度，疯狂的飙车、刺激的战、拳拳到肉的武打轮番上演，尽皆过火，尽是癫狂，这当然使得电影很好看，却也是作品滑向平庸的原因，《怒火·重案》最终在扭曲之中走完了全程。
但有个问题常会被问及：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只是一电影罢了。是啊，只是一电影而已；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，全球电影市场就陷入低迷，人们甚至快要忘记这门诞生了多年的光影艺术。而《怒火·重案》的导演陈木胜已于2020年8月离世，终年58岁；作为他的遗作，《怒火·重案》依旧继承着黄金时代香港电影的精髓，让人想起那些火爆又热血的流金岁月，这已然令人感动。
陈木胜（1961~2020）
美国名导伊斯特伍德2003年的电影《神秘河》中有句台词：如果是我上了那辆车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巧合的是，在《怒火·重案》的最后，阿敖也如此问邦主：如果是你去追可乐，我们的命运会不会调过来？
甄子丹饰演的邦主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，一种悲怆感居然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在命运神秘起伏的江海里，正义与非正义游离不定，正确与错误在灰色地带模糊不清，这句话带来了某种莫名更为深刻的心理痛感，也标注了香港双雄动作电影的新的价值。
可能，《怒火·重案》本可以做的更好。但在当下现实的语境里，将其作为香港动作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，未尝不可，亦同样弥足珍贵。
